衰变核死猫

终于一口气发完了，发完我就赶紧跑了。
Part 7 字数：1w字左右

Part 7 正文：

是他，我再三确定。

莫名其妙，又毫不意外。

在一面画满涂鸦的巨幅广告牌前，他用略显惊讶的讪笑向我致意，似乎他也不太想看见我。

我成了逃跑的那位，但他只是步态轻盈地移动了一下，根本没有上前追我的打算。于是我停了下来，靠近他时，我从昏暗的光照下瞥见他手里攥着一把打开的小刀，顺着我的目光，他的视线也移向了那把做工精致的折叠刀，它伪装成了钥匙的形状，可以放进最小号的女士手包中。

他抬手，当着我的面把沾着血的刀刃折了回去，他的手部动作很夸张，一点也不自然，手腕还有些颤抖，“别那样看着我，是在你妈妈的抽屉里翻到的。”他故作镇定地说，“我不喜欢这里，到处都很危险……很冷，潮湿，我还划伤了一个人。”他瞪大眼睛，处在受惊的余震里，把刀递了过来。

“那么，谁才是危险的那一位。”我把玩着刀，无心地问了一句。

他笑了出来，但笑容逐渐扭曲变形，凝固成套在脸上的枷锁。他已经笑完了，但脑子里某根神经还想继续下去。

店铺的霓虹灯闪烁不定，深夜的街头除了砸墙的醉鬼外，只有我们。

他足足笑了一分多钟，我看着他，不知做什么好。

“你为什么来这儿。”我很惊诧于自己冷静的语气，仿佛只是在街上遇到了熟人，既不好奇我们为何会在偌大的哥谭相遇，也不好奇他是怎么逃离庄园的，罗伯特凯恩纪念大桥的轨道晚上十点后就会关闭，他肯定很早之前就离开了庄园，并在哥谭游走了许久。

他的状态不太好，头发被小雨淋到了微湿，闲逛的短暂时光没能唤起他对城市的热望，相反，还有损于他的心理健康。他失望透顶。

没了枪，也没了疯狂的念头和簇拥者，哥谭迷宫般复杂的城区只让他疲惫。夜晚不缺乏穿着怪异的行人，无论男女，他们像蜘蛛和老鼠一样遍布哥谭的暗角，夜巡的警察并不把他当成治安的威胁，即使他曾是被禁止的标志。

厌恶一下压倒了他对我的恨意，并且错乱地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，他的眼神在释放一个信息，他想离开。

他的双手叠在胸口，无精打采地佝偻着后背，甚至忘了吸烟。

他出现在这里确实很奇怪，可悉心环顾四周后我恍然大悟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哥谭天翻地覆，然而这里不是，除了新的涂鸦覆盖了旧的涂鸦外，这里的建筑和道路毫无改变。

再往前走一个十字路口，我们就会看见一条夹在楼房间的楼梯，忧郁的灯光从上至下包围着此处的寂静。周围没有任何捷径能助你摆脱这条长长的阶梯，如果想回家，就必须首先征服它。

每天征服一次——下楼梯，再被征服一次——上楼梯，循环往复。

重获自由后，他仍像鬼魂般，契而不舍地游荡在他和母亲居住的房子周围，除了这儿——他熟悉的下东区，他不知道还能去哪，他的灵魂根本得不到自由。

“你划伤了谁？你受伤了吗？”

我收起刀。

他耸耸肩，“某个在巷口踩老鼠玩的小混混吧，我在他的脖子上捅了一下，我则被打了一拳。”

“捅？你刚刚说的是‘划伤’。”

“和划伤没区别，他没死，还能爬起来追我，这刀就是个玩具。”他轻笑了一下，上牙像个害羞的孩子般咬住下唇，视线绕过灯柱，警惕地看往传来酒瓶碎裂声的方向，不再看我。

三三两两的醉鬼们还在街上徘徊，似乎在往我们走来，有人的夜生活已经结束了，有人的夜生活才刚开始。出于常年以来培养出的条件反射，他已经想拔腿狂奔了，小时候时他就是这样，过度的敏感和戒备牵动他的神经和骨骼，让我们总像过街老鼠般逃窜，虽然他也偶尔做一两次捕猎的老猫。

我说服他镇静下来，我想说明的是——和我在一起他很安全，我可以保证。

然而他听完我的话，表情很奇怪，不情愿地把手插进了口袋。

以前保护我的人是他，他身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是铠甲，他是我的小丑骑士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落差感让他低落。

回到庄园后，我在无法言说的变扭里度过了此生最奇怪的第二段生活。

我们也曾有一段奇怪的第一段生活，他带着我在城中东奔西跑，躲避的同时也在追逐，代表我们命运的纸牌翻来覆去，无论如何他始终同我亲密无间，可梦游般的短暂时日不复重来。

那天晚上，在他稍稍冷静下来，不再吱吱咯咯地抖着牙齿说要杀掉某个人后，Alfred把他请回了楼上的房间。他趁隙逃了出来，像所有的啮齿动物那样灵敏狡猾，不放过任何透光的缝隙。最终，我们在下东区尴尬地相遇了，我隐隐觉得他是来找我的，可我又推翻了自己，我不该抱有念想。

他仍住在我母亲的房间里，现在那间房已完全是他的地方了，他存在的痕迹覆盖了已死者残存的气息。

房内，枯萎的花和新鲜的花都保留着，最后所有的橱柜都被大小不一的花瓶占据了，屋内挤得像春与冬的战场，定期送来的花都不是带有浓烈芳香的品种，但脆化凋零后，花有股淡淡的怪味，这味道盘踞在屋内每一个角落，以至于它们更像房间真正的主人，不过他的身体似乎也会散发出这种气味，我很喜欢。梳妆镜边缘贴满了从报刊上剪下来的照片，方方正正地排列着，四角黏着胶带，抽屉里的藏品都被平铺到了桌面上，原本空空荡荡、只有一两个首饰匣的桌子一下子变得无比拥挤，连空的香水瓶也被他翻找了出来，我们早已见过他是如何布置自己家的，所有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都会在他的地盘上得到专属于自己的一隅。房间因东西太满而无法称之为井井有条，但也不能概括为凌乱。

他是一只雨夜中瑟瑟发抖的小老鼠，只有堆满杂物的地方才能让他找回安全感。

有时，他会清空房内某个能塞下自己的柜子，藏到里面去，关上门，他让四壁贴紧肌肤，沉入令人心安的冰冷接触。

他听他曾喜欢的歌，看他曾喜欢的电影，留同样的发型，长度刚好及肩，边缘微微鬈曲，所以他也依然长着十几年前的脸，眼圈周围的细纹不增不减，同样的，他的舞姿也如此，没有长进也没有退步，阿卡姆未能改变他一丝一毫，在脱离管束后，他原有的、已定型的生活习惯再次压倒一切袭上心来，或许我们也要试着赞美他，不被改变正是抵抗的终极方式，他成功了。

但阿卡姆在一定程度上磨灭了他写笔记、编笑话的热情。

彩色铅笔被他丢得到处都是，他用不着那玩意儿了，笔在他那儿丧失了发明者的初衷——写字，异化成了攻击武器。我后来不得不把笔藏起来，在他只是用笔尖戳入我的手心而不是眼睛前。姑且算是未雨绸缪吧。

我们没讨论过那次争吵，城中相遇的插曲也被一同忘记了，我们什么都不再讨论。

他烟不离手，始终对我保持着高度的敌意，也对我脸上的胡茬意见很大，释放男性荷尔蒙的东西让他不适，但他也会入迷地用指尖去刮我的喉结。

在我刮胡子时，他找个了角度，一声不吭地靠在化妆台边的椅子上死死盯住我。椅子是木藤制的旋转椅，他家也有一把，但这把色泽更深，也更厚重。

他悠闲地转动椅子，冷冰冰地问我为什么不去自己的房间。他的冷漠也是轻声细语的。

但我回答他，这栋楼所有的房间都是我的房间，如果我想，就连哥谭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变成我的房间，我想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，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——他房内的浴室——刮胡子。

他的高度警惕使我不开心，我的顶撞也惹怒了他。

他的嘴抿了起来——标准的生气前的预兆，椅子砰一声倒了，我吓了一跳，是他站起来故意推倒的，他挺直后背，理平腰处的马甲，斜靠到浴室门口，离我更近了些，发红的眼睛害我颤抖地刮破了脸，但他没幸灾乐祸地大笑出声，他的眼神一刻不离我手中的剃须刀和须后水，不过我才发现，自我看见他以来，他好像从未费心清理过胡须，仿佛它们早已失去了维持生长的合适土壤。

他发疯的方式与众不同，阿卡姆将他归类到普通病人的行列是有缘由的。

他不大吵大闹，也不大声狂笑，他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，以致他看上去痊愈了，再没有什么正常和不正常的东西伏在肩头左右撕咬，让他呈现出前后矛盾、忽冷忽热的摇摆。他全身心属于他自己，而他一心想杀了我和Alfred，没由来的恨意时常浮现在微笑里。

他开始用手掌遮挡着点烟，而且对烟的品质有了要求，幸好他依然不喜欢食物，只有这时我才能记起他是谁。

我监视他，他也监视我，我们共同在病态的监视里消磨时间。

任何东西在他手里都能变成武器，茶杯被换成了纸杯，否则就要让他当面喝掉，当面拿走，他像个动物般被我们盯着，他呢，也像在看怪物般盯着我们，尤其是我，他观察我的频率远胜以往，似乎他根本不认识我，这种生疏使人受伤，但他并不擅长神经质的耐力比拼，很快就会败下阵来，在多动症里东张西望，手指拧动个没完，间或尴尬地冲我笑两下，捋捋头发，用指腹去刮蹭口红，然后假装研究起沾上手指的红颜料，但我清楚，只要我一松懈，眼神瞥向别处，他就会给我好看。

我要坦然面对现实，食物的变质是不可逆的过程，我们的关系像烤焦的饼干——难吃、丑陋，只配丢在垃圾桶里渐渐风干。

除了直接攻击，他偶尔也拿香烟烫人，发烫的烟头像猫藏在手里的爪子，你无法准确预判他伸开的手是否会伤害你，有时他会虚张声势地吓唬人，结果只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，镇静下来的他实则更可怕，他安慰你，也寻求你的安慰，同时悄悄使坏。如果烫不到别人，他就掀开袖口和裤腿，烫自己的手背和小腿，因此必须时时刻刻提防他，更别提他会故意乱丢烟头，绝不能给他靠近火源的机会。

无边无际的猜疑使我们的关系更类似于疯人院里的医患。他的长相具有迷惑性，光看他严肃的脸，他反而更像医生，我倒成了被照顾的病人，但他的脸一旦浮现出笑便会露馅，笑是患病的烙印，医学报告显示，他终身都摆脱不了笑的痛苦。

我迟钝地察觉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将他从阿卡姆里带出来，他并不生活在其中，恰恰相反，是他在背着那座老式疯人院四处行走，一如我也不可能被他从那条躺着尸体的小巷中带离，我们必须直面各自的难题，我们只是孤独而不相连的个体，我们无法拯救对方。他没有偷走我，我也没有偷走他。

最后，我实在厌倦了，将他锁了起来。

这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，却是让人上瘾的行为。

起初我手忙脚乱地抓住他西装袖口下露出的手腕，毕恭毕敬地把他绑到扶手或床柱上，他抬腿踹我，纤细的腕部和掌根试图从中挣脱，逃离金属制的圆圈，但每次都差一点，只差那一小点，他就可以抽出手，欣喜若狂地宣告胜利。这一小点比彻底的失败更令人痛苦。

他的不甘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我无动于衷，这是为他特制的手铐，就差在上面刻上他的名字——Arthur Fleck了。

他还是不信，一次又一次尝试。

可他是小丑表演者，不是逃生术大师。直到抽筋发麻，他被铐的手也抽不出来。终于，他承认，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逃离了，他翻两下白眼，调整呼吸，转来的眼睛哀求我，同时谴责我。

我不敢看他，动作也放不开，总是很谨慎。

他提出条件，嚷着说道他会乖的，没必要动用野蛮人的私刑，同时又狡猾地攥住我的领带，这坏家伙摸我脸和脖子的手表面上是在可怜地乞求，实则捏着领带在我脖子上绕了一圈，试图勒死我。

我不上当，也不打算停下，其实他根本没把惩罚当成可怕的要紧事，大部分时间里他仍旧嬉皮笑脸的。尝试抽出手时，他还怡然自得地和我闲谈，谈着Alfred在楼下打理花园的场景，谈着鸟在他窗台上停留的痕迹，无心地问我晚上的工作如何。

我不怎么搭话，因为不敢，我更怕自己会不慎激怒他。他微笑的边缘常有一丝失落滑过，但短暂得更像我自欺欺人的幻觉。

反抗无果后，他接受了既定的命运，但他的说辞千篇一律，他总是以事不关己的口吻说，“好吧，把我铐起来，我杀了很多人，我也会杀了你，你是个好警察，我是坏罪犯，警察把罪犯铐起来，天经地义。”

随后，他开始平心静气地讲述他在阿卡姆里的杀人经历。他称手铐是他忠诚的朋友，他身体骨骼的延伸，十几年里他和它不曾分离。他扭头对我嗤笑，低声说我大可放心，因为一般情况下他都没法用手铐勒死人，至多让他们昏厥片刻，可惜医生们总会在胸袋内插一只钢笔或圆珠笔，水银体温计也是常客。

他偷偷瞥向我的颈侧，又温柔地说道，可经验指导他，咬死他们才是最可行的。

他能照常看电视、读报纸，以及订的杂志，我翻过一遍，但看不出他的喜好。我会拉上窗帘坐到他对面，在内心的翻腾中盯着他看——一面想打开他的手铐拥抱他，一面又怕得要死。但我会放心很多，他被死死地铐住了，我再也不需要瞪着眼睛，一刻不容松懈地盯着他。

我的勇气在他面前荡然无存，电视上时不时响起播报员的声音——关于我和夜晚被擒住的罪犯。新闻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问着“我是谁”，整个哥谭，去掉Alfred，只有这间屋子里的两个人知道答案，但我们都对这个问题视若无睹，我可以是任何人，但绝不是正义的代表。我的所作所为与其相去甚远。有位受害者正坐在我对面，被我终身监禁。

渐渐的，我铐住他的动作熟练粗暴了起来，这短暂的一刻里我感觉到自己无所不能，我能扭断他烦人的手腕，而他默许，即使他骂我，但又不做出实质性反抗。

被铐住时，他的一只手被吊在略高于身体的侧方，与金属手环接触的皮肤会勒出一道漂亮的红痕，横向的血印与竖向的青筋交叠，暗红色的勒痕将沉淀为永久的淤青，手臂的肌肉也会跟着一起发疼发酸，他因此闭上眼低声地哼哼着，整个过程漫长、缓慢，酸疼不是一下子施加的，而是一点一点挤入神经，但他似乎很享受身体上的隐性折磨，所以他通常都是笑盈盈地看向我，另一只手则惬意地送着烟。我不记得在我童年时他有没有做出过类似举止，但当年他肯定是以相同的姿态面对抓捕他的警察的。

他对强制禁闭回以平静，也许这不过是他在阿卡姆内多年来所遭受过的冰山一角，但他希望保留鲜艳的衣服和妆。

他自我辩解，“只是无伤大雅的癖好，和你把自己裹在黑色袍子里差不多。”只要能打扮成漂亮的小丑生活，哪怕在身上捆满铁链，他也照样感到安全自在。

他疲惫的脸可以一直涂满红红蓝蓝的油料，却不可能一直穿一套衣服，他总得换一身，那短暂的相处时刻告诉我，如果把他困在一套脏兮兮的衣服内，他会比周围人更先崩溃。

我没有拒绝他的请求，他会发现的，衣柜里除了我母亲的裙子和外套外，已经没有先前为他准备的衣服了，我把它们全扔了，包括内衣裤，一件不留，因为那一晚我希望他消失，我就在他之外的房间里到处搜寻带有他气味的物件，再把它们通通处理掉。所以在他将红西装递交给Alfred清理时，他要么穿我母亲的衣服，要么就什么都别穿。

我并非有着偷窥的怪癖，但你我心知肚明，他肯定早已将衣柜中精致过时的衣服一件件试了过去，别忘了他是如何对待他母亲的遗物的。

他不像我们共有父亲的儿子，反倒像这两个女人——Penny和Martha——共同拥有的女儿。

但别与以往，现在他有些许抗拒衣柜中另一个女人的衣服，那天为了刺痛他，我说——他不像我的母亲，我一直在骗他。

这就是冲动所需付出的代价，他当真了。

每当他看向衣柜时，他就会揪住膝盖，沉沉地呼吸起来，我看得出他很生气。我真是活该。

我最终败下阵来，重新帮他布置了衣服，既然他执意要穿那套花里胡哨的西装，那不如顺着他的心意，然而这样一来他的偏执症反倒消失了，敌意淡化在破晓时的雨雾中，他再次套上了我母亲的裙子，戴着珍珠项链，那时我满脸疲惫，脑中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如氢气球般离我远去，这时，我只想做一件事——短短的休憩，关闭所有光源，只留一盏小灯，在明暗交错处接纳自身的光明与阴暗，此外什么都不做。

我们都晕晕乎乎的，被无节制的吸烟与混乱的哥谭耗光了精力，于是这两位被抛弃的病人靠在一起，默契地躺下，但不是相拥而眠。

我的后背感受着他平缓的呼吸，他的一根手指在我坚实的肌肉和脊椎上刮过，力度很轻，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用这种方式观察我。

他会想知道我究竟在外面干什么，偶尔几次他的鼻子会唐突地凑到我面颊上——他在闻我脸上须后水的香味，然后讲一些没头没尾的睡前故事，仿佛我还是个刚失去父母的八岁男孩，亟需稀奇古怪的故事将惧怕和憎恶安抚入眠。

一天早上，他悄声说，所有的故事，无论是今天的还是昨天的，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我童年的，都是他母亲告诉他的，全都是所剩无几的片段。

他罕见地如正常人般陷入了迷思。

烂熟在心的档案在我脑中徐徐翻开第一页、第二页……我立马明白了过来，故事都是他八岁前听到的，而他的记忆在此段严重受损，可我选择骗他，在他快要把两件事扯上联系前，我毫不费力地带跑了他，是阿卡姆给他喂的药导致的问题。

“那类药物的副作用总是很强烈，你有很多这样的狱友，你也许不知道，但我认识他们所有人，在进入阿卡姆后，滥用的药物治疗会重塑他们的记忆，但改变不了本性。”我盯着光下的阴影说到。

他脸上绽放出微笑，他确实很想听听那些疯子和罪犯的事。对他来说，给哥谭带去至深痛苦的灾难似乎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黑暗童话故事，这是他未触及的领域，他总能兴致勃勃地听我讲，入迷地咬住嘴唇，绝不去质疑故事的真实性和合理性。他童年时应该是个合格的孩子，而我不是，我热衷于用疑问破坏故事的气氛。

但他不太想听到我的身影出现在故事里，因此一到结尾处，他就会打断我。

我们渐渐习惯了病态的相处方式，乃至思维亦随之而变。

这种生活没有任何奇怪之处，千百年来，亿万年间，世上所有的兄弟都如此对待彼此——并不以兄弟互称，也从不指名道姓，没有承载童年回忆的亲昵绰号，“你”已完全够用了。

然而除了零星的清晨，其余时刻里我们间只剩下厌烦。

他吸烟，躲在喷出的浓烟中说话，不正眼瞧我，我做什么他都默许，但他见缝插针，找准时机攻击我，我会铐住他，让他受苦，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，再也不和他接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夜又一夜地消失。

假使哪一天我打算放过他，也放过我自己，给他活动的自由，他就反过来调谑我。他坐到我边上，亲昵地问我是不是把那副漂亮的小手铐弄丢了，要不要他帮帮忙，他一边说话，一边伸出食指戳我的肩膀，我不理睬他，他就拧着鼻尖鼓起双颊，做出各种鬼脸，大摇大摆地起身，再摆好姿势坐回来，滑稽的语调一上一下，他尽情地拿我寻开心。

此时此刻，禁闭他的房间不再是牢房，而是享乐的舞台，他既是观众，也是表演者，我只是笑料。

我怀念刚从阿卡姆里出来的他，那时他虽然木讷、冷漠，却也安静、温和，而不是现在这幅大惊小怪的模样。

如果我只铐他的一只手，那另一只手便会不安分地扭动，呼唤我也去把它铐上。他笑嘻嘻地把我叫住，让我转身来看，他的小臂很细，因此能在手铐里灵活地伸去够远处的东西，有时他还会变戏法，最过分的一次，他向我展示了他偷到的手铐钥匙。

每次表演完，他就绽放出微笑，倚靠到后方，手腕前前后后地甩动，手铐跟着哐哐作响，他在等待我的反应，我却很冷淡，无论怎样揣测他的表情，我都感觉不出他是在逗我开心，他的眼神和肢体语言里暗含贬损，他透彻的绿眼睛使我后背发凉。我实在无法从中体会到乐趣，而我唯一能看出来的是——他在挑衅。

有一次他说，“你以为这能困住我吗？你只困住了你自己，想想看吧，另一端是不是铐到了你手上。“他说的不假，那一整天，这段话都像幽灵般潜行在我身后。但之后他再也懒得说那么多话了，他会直截了当地叫我滚，朝我砸东西，手背与腕部的青筋暴起，疯狂地咒骂我，骂完又得意地撇撇嘴，阴晴变化只在一瞬间，与此同时，手铐的“哐当声”也会随着他一起狂暴起来，我似乎真的困住了一只未经驯化的野兽。

然而他就是如此一类奇怪又敏感的存在，我靠近他时他想杀了我，我离开他时他又想尽办法让我注意到他。

有一天，Alfred告诉我，在我们均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会从报纸杂志和电话薄上随机挑出号码，肆无忌惮地拨打过去，用他房间里那台，有时以他的名字，有时以我的名义，他和他们闲聊，如果是男人，他就和他调情，再把对话录下来，好日后让我听；如果是女人，他就告诉对方，Bruce Wayne爱上了她，一见钟情，如果不信，她大可以记下号码，过几天再打回来，或者现在就去查一查号码登记的住址；但如果是孩子，他就直接挂掉。他也打给报社，照着报纸角落的信息，事无巨细地描述我的隐私，譬如我的作息，我的衣柜，我使用什么样的香水，我的浴室里究竟摆放了什么，我睡在何种模样的床中，编造出上面有多少根另一种颜色的头发丝……

由于电话不断向哥谭各处无规律地拨去，更准确说——骚扰，他因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。我佯装毫不知情，轻描淡写地回应，“那坏家伙知道的不会比你更多。”

我小心翼翼，甚至不敢说出是“他”还是“她”。

当我气冲冲地询问他这么做的理由时，他避而不回，仿佛质问的声音来自可有可无的远方。

我将电话线一点一点抽出，捆到手臂上，准备切段电话，动作自若且不容商议，这下，他终于看见了我，讪笑起来，“你不能这么做。”他听起来自信满满，“如果我有需求，我该怎么找你的管家，即使在阿卡姆，我们也有呼唤护士的小按钮。”

他又补充，“别那样，Bruce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如果你像前段时间那样，一直坐在这里盯着我看，我就不能乱打电话了。”

他挑眉，露出讨好的笑。

他想要我留下，但我知道如果我这么做，他又会想方设法赶我走，一直如此。

那时我正在处理城中的一起大案子。我走入了一个没有死角的迷宫，每一条路都是互通的，每一条路都像出口，但我走不出去，我走得越深，路的种类就越繁多，牵扯的人与事也越多越广。

简而言之，我不可能再做个无所事事的精神病人，和他挤在狭小到窒息的空间中没完没了地互相虐待。

“当然……”他继续说，“如果你想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给那群蠢货打电话，打扰下他们无聊的生活。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我们也会给你装个按钮或铃铛，其实有些房间还保存着摇铃的古老设计。”

他的浓眉僵在原位纹丝不动，似乎我的话没有给他带去任何影响。

他伸出三根手指，轻轻将头发梳至耳后，露出鬓角和时有时无的白发，眯着眼睛抽起烟，吸了一口，然后故意把烟留在体内，让它们从内部包裹自己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矿物石般的眼睛逐步释放出光泽，烟刺激他亢奋，他再一次忘记了我的存在。

他坐在床尾凳上往后倒，稀薄的烟被他的薄唇缓缓呼出，大部分烟都被吸收进了身体。

他爆发出笑声，烟让他幸福，那种真切的欣喜是无法自持的。

他确实像烟雾般飘忽不定，他的身体在长年累月地与香烟做置换反应。他从烟中吸走他想要的，他的身体也被烟渐渐吸空，他献祭了自己，最后变成一团缭绕疏远的烟。

躺倒后，他瘦削的躯体是一个平面，除骨头以外没有任何柔软的起伏，有时他会把烟灰缸放在收缩的小腹上，吸烟，抖烟灰，消磨掉一天，一直吸烟，吸到精神萎靡，手指颤抖，从神经开始坏死，眼窝也更凹陷，在从内锁住的卫生间里吐了一次又一次，由于不怎么吃东西，他最后只能干呕，憔悴地趴在瓷砖上抽动，大汗淋漓地喘气，街上的瘾君子们也比他健康许多。没有人折磨他，他就自己折磨自己。如果有第二个人打扰到他惬意的自杀时光，他会调笑着冲那人砸烟头，但你能看出来，在自我摧残了一天后，他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了。他破败的脑中可能只残留下一个念头——杀掉对方，再躺回去吸烟。

假使你想问我，是否试过限制他吸烟的频率，答案是肯定的。

我试过。

那半天之内他疯狂到想把我撕碎。第一次——他第一次说，他不仅后悔把我从小巷抱走，害他和我扯上关系，他还后悔没有及时开枪杀掉我，让我和父母团聚，“反正小孩都是要变成大人的，大人则都是要死的，不如早点死。”他脱到只剩一件绿色衬衣，扭曲四肢，躲在房间某一处——可能是衣柜中——沙哑的声音徐徐传来，“万圣节那天就该把你丢进喷泉，拿糖砸死你，让你冻死在街上，那群坏孩子们为什么没打死你呢？尸体们都在街上乱窜，谁也不会发现你真的死了，野狗还能饱餐一顿。”他在极力扮演一位坏母亲，一边蠕动身体，一边在体内搜刮恶毒的咒言，威胁着叫我把烟还给他。临近日落时分，他在犄角旮旯里找到了一根自己遗弃的烟头，津津有味地咬住，在我面前招摇地走来走去，展示他唇间叼着的小东西。其实他也并非特别怀念香烟的坏滋味，就是想在嘴中咬个东西而已，没有钱的时候，他可以一根烟吸上两三天，乃至一周都夹着同一个烟头。

回到现在。他掐灭烟，用两手反撑起上半身，叼着烟随口问了句，“今天为什么不把我铐起来？”

他似乎很期待这一时刻。他在礼貌地请求，而不是一贯的戏弄，这我看得很明白。

他态度温和地反常，也许是想保住用来恶作剧的电话。

离开前，我把电话机还给了他，如果他因为无聊而发疯，我应该承担罪责。他笑意盈盈地扑闪着睫毛，发誓不会再让外部世界闯进我们的生活。

“我保证，从现在开始只有Arthur和Bruce，没有别人。”他故意略去了我们的姓氏，毫不扭捏地说。

我给了他我的私人号码，包括能在晚上找到我的那个。

“打给我，任何时候，你想说任何事都可以。”

“我不会打给你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拿出一根新的烟，示意我去帮他点上。

“怎么？你也想做我的心理医生？”他装腔作势地歪过头，留下一阵短暂的沉默，“我劝你别有这种念头，他们都死了，一个不留。别想做我的拯救者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，我不想找人闲聊。”他差点从我手里偷走打火机，败露后尴尬地把手背到了身后，含糊不清地说，“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你晚上在干什么，我也不想和你说话，你白天出现在这里已经够让我心烦了，我真希望你的敌人们赢，就为这小小的心愿，我会天天看新闻的。”

他在手背上掐了烟灰，惊呼一声后走向窗户，把电话机摔了下去，机器的破碎声传了上来，他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，开始呓语。

“我不明白你。”他说，“你也很奇怪，你们都很奇怪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相处了。”他欲言又止，唐突地丢给我一道鄙夷的笑，让我滚远点。

我僵在原地，听着他的声音在左耳右耳里进进出出，仿佛是我在说话，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可明明应该是我说他奇怪才对。

他超出了我的认知，从头到尾。

我的困惑吞噬掉了所有的怒火，像漫天的沙尘般覆盖住我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呆愣地问，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已经不是我的小男孩了，你不仅觉得我是个该死的病人，你还让我很困惑。”

“你在施舍我。”他在通过旋转口红缓解焦虑。

朦胧不安的意识攥住了我，极端困惑带来的眩晕感过去后，再也没有什么事能让人困顿，我反而清醒了过来。

我顺着直觉去想，真相时隐时现，自己似乎已在接近，只剩一步之遥。

我们曾经都是孩子，但我长大了，再也不能用孩子的视角去看他，那个模糊不清的世界已在我眼前褪去了最后的棱角，不再有能力刺痛我。我不应该揣测他的想法，可实际上，这才是我一直在干的事。

我并未如实地描述他，只是描摹我心里的他，但如果这个他并非真正的他呢？

他是谜团，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对他来说我也是谜团，任何成年人都是他的谜团，他并不能理解我如今的存在。你不能要求一面镜子去理解棱镜。

我想到了那些瞬间，兴许他不是在挑衅我或者嘲弄我，只是天性使然。

他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保护者或照顾者。

翌日清晨，他依然在等我，其实他的等待从凌晨就开始了，我可以从他燃尽的烟推测出来。

我带来了新的唱片机和唱片，他不会使用，所以他一直用的是磁带与收音机。

他又在看Astaire的歌舞片，脚后跟跟随某个只有他能听到的节奏，正韵律十足地敲打着地毯，我感受到了他身体的召唤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在阿卡姆里看到了新闻，Astaire几年前过世了，葬在了加利福尼亚，就是他在笔记本上反复提及的加利福尼亚。

我悄无声息地移开几尊花瓶，给唱片机留出位置，又悄悄放上唱针，Astaire经久不衰的乐曲Cheek To Cheek缓缓传来，盖过了电影细小的嗡嗡声。

小时候他经常让我踩在他脚上跳舞，但我厌恶扭动身体的感觉，我既不喜欢跳舞，也不喜欢笑，除非为了讨好他。当他光着上半身坐在我边上扭动时，我会屏息凝神地盯着他看，他的骨头在音乐中冲破了皮肤的束缚，机械但陶醉地制造出诡异的美感，畸形的那半边肩膀尤为明显，我害怕他某个骨头会突然断裂开，随之身体也整个碎掉，我慌慌张张地询问自己，那我该怎么把他拼回去？难道他也会死掉吗？想象迫使我上前抱住他，让他停下。

但现在，我主动伸出了手邀请他跳舞。我的手指穿过栗色卷发，手掌贴在颈侧感受他颈动脉微弱的跳动，只要时间够久，我们的内在生命节奏就会自然地调节到一致。

我忘记了交际场上标准但千篇一律的舞姿，在他的带领下无意识地摇晃起来。

唱到“As dancing cheek to cheek”时我们确实贴在了一起，他脸上的颜料沾到了我脸上，我那半张脸像他在水中留下的倒影，我瞬间比他更像个滑稽小丑了，他捧住我的脸笑了很久，他还想再添把火，就往我另半张干净的脸上也蹭了一下。

简简单单一支舞，就能和他好好相处。我问我自己，是不是只要跳满一千只舞，我们就能这样好好相处一千次。

他没穿我母亲的衣服，因为我坦白，并不是他像我的母亲使我迷恋，是他本身使我迷恋。在我和所有成年人眼里，他行为中有些许成分和异装癖有关，或出于爱美的天性而热爱漂亮的东西，但在他眼里事实并非如此，一切只是儿童用以挑战大人的刺激游戏而已。

停下跳舞后，我去放下了磁针，寂静更令我心安些。

我捕捉耳边两人的呼吸声，而这呼吸声是从某道不可弥合的裂隙中传来的。几小时前，这道裂隙穷追猛打地跟在我脚后，我痛恨它，往它其中填满东西，但我现在只想弯下腰，伸手、触摸一下裂隙，感受它缝间的空洞与边缘的尖利，这道裂隙形成的过程是痛苦的，我能感受到。

感受。

我把手铐递给他，告诉他，现在他是主人，决定权在他手里，他主宰我的所有，他可以再次抛弃我，然后隐匿在哥谭，我会闭上眼睛，充耳不闻，他甚至可以像我对他做过的那样铐住我，由他自己做决定。但他静默无言地铐上了自己的左手，又轻轻铐上了我的右手，叮叮当当的小钥匙被他踢到了床下，我们平躺到了床上，他让我睁开眼睛，我和他久久对视，他顺势搂过我的脑袋，抱着我，像小时候那样，透过发丝，我嗅到了他脸上化妆品和油料的香味，还有那股枯萎的花香。

我做的事没有任何寓意，不止你不明白，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驯服不了他，慰藉不了他，也不可能救出他，使我们回到约定俗成的关系里去，你能想象我说的那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：合格的兄长、完美的恋人、令人心安的陪伴者，早晨八点和晚上八点准时出现，给你无条件的吻和拥抱。

他不可能成为那一类人了，但这不妨碍我伸手紧紧抱住他。

我放空自己，也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但我知晓他的身份。

当年的新闻是这样描述我的——“被偷走的孩子”，我的失踪是整起悲痛事件中最扑朔迷离的一环，但究竟谁才是被偷走的孩子？

我们都是。

这个夜晚，所有呼吸的生命全都停止在了八岁。那些天里并没有谁拯救了谁，只是两个孩子在相依为命。我爱他，我的矛盾体，我未长大的孩子和我身体上的年长者。

我亲吻他一侧的肩膀，环住他过窄的胯部，起初，他的脸颊使劲靠向肩膀，无所适从地抬头吸了一口烟，但这次他把烟全吐到了我脸上，然后咯咯笑了起来。我记得还是孩子时他从不朝我在的方向吐烟，甚至，我在身边时他会把烟含在嘴里。但今天他终于发现了，我不再是一个孩子，我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比他年轻强壮，随着烟雾散去，他接纳了我亲昵的举止，我因此更用力地抱紧他，并且吻起了他的颈侧。我满脑子都是档案照片上脏兮兮的男孩，那个和我几乎长得一模一样，乃至眼神也相似的男孩，当我被枪声困在小巷中感受无限的黑暗时，他则被铐在暖气片上，他年幼的身体一半在寒冷中发抖，一半在热气中沸腾，最终撕裂了他。他无法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接下来的一生里他都无法理解，即使他被迫遗忘了那段记忆，他也不可能彻底摆脱，他被困在其中，永远没机会长大。

他是病人，我也是。我给自己开了一剂药，一类真相和自我感动的混合物，从今往后，我会成为忠诚的“药物”依赖者。

吞下这粒药，不咀嚼，不喝水，闭上眼看他，他再也不生疏、可怕，甚至危险。

花枯萎的香味缠上我们的身体，透过他衰老、柔软与骨感交错的身体，我拼命抱住八岁的他和开出第一枪前的他，阿卡姆一份不起眼的例常报告提及了发生在末班地铁上的枪击案，除此以外，我没见过更详细的记录，他也从来没和我谈过那段经历，但它们作为不可磨灭的时刻一直栖息在他身体的某一角里，我知道它们在。

他哭泣时，鼻息和气流克制地包裹着我，而我也抱着他，我们两个人的身体咬合在一起，即使他无法理解我的爱，他也可以感受到它。

我不知道这种时刻能在我们间持续多久，也许明天他仍想杀了我。

手铐绑着我们，如此牢固，似乎我们二人再也不会分开，透过窗帘的光匍匐于我们之外，电影黑白的画面已经停止了放映，唱片机也早已结束了播放。

他爆发出痛苦的大笑，但我没有给他额外的安抚，也没有给他一个坚实的依靠，这不是我今晨的初衷。

当他咳嗽着用额头轻碰我的喉结时，我也哭了出来，这是我当年未在巷中做的事，现在我终于留下眼泪，直面了那两声枪响和我父母倒下的画面，在他的陪伴下……

我们静止在此刻，只有两个互相偷走彼此的孩子在呼吸，在哭泣。

The End.